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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世界简史(8) 印度思辩:梵天与佛陀

时间:2018-01-11  来源:  作者:
  

释迦牟尼


由于印度文化极不重视历史记录,因此今日我们看到的印度历史如同云山雾罩,时隐时现。吠陀时代延续了近一千年,其早期历史几乎完全无据可考。前518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进攻印度,将印度河西岸地区变成波斯的一个行省。这是西方世界有记载的第一次与印度发生政治联系,然而,印度方面却没有对此事的明确记录。但确有迹象表明,在此前后,印度文明的重心从西北的印度河流域转移到北部的恒河流域。


大约前600~前500年(中国春秋时期、古希腊雅典时期),印度北部进入列国时代,产生了反对婆罗门教、反对种姓制度的思想解放运动,史称沙门思潮。沙门思潮不是单一思想流派,而是多种反婆罗门思想的统称,其基本特点是认为宇宙按自身规律而非神的旨意运行,否认梵天创世,反对种姓神创论,提倡众生平等。沙门思潮的各个流派中,有一个派别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其创始人乃是今日尼泊尔境内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后世称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或者佛陀,这就是佛教。


尽管被后世当作至高无上的佛祖来崇拜,释迦牟尼的思想实际上具有相当的现代意识。他反对僵化的神权和种姓制度,反对偶像崇拜,反对祭祷和咒术迷信,提倡人人生而平等,致力于解放人的心灵。因此,释迦牟尼接受各个种姓作为弟子,从婆罗门到首陀罗,万流入海,一视同仁。他还坚持用本地方言而非梵语传播佛教,以便广大民众理解。然而,释迦牟尼虽反对婆罗门教,却不主张用暴力改变社会现实,而是通过个人修行以获得内心的平静安宁。因此,与其说释迦牟尼的思想为宗教或政治理论,不如说是哲学世界观和心理学指南。


释迦牟尼关怀贫苦人民,但佛教在印度的传播却是商业和王权密切联系的。这时期的印度史料虽然有限,但已可发现商业兴起,并出现了海外贸易(此后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获得来自东南亚的香料,张骞更是在西域见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邛山竹杖和蜀地细布)。商业对传统的社会结构产生冲击:一些经商致富的吠舍希望改善社会地位,另一些掌握世俗权力的刹帝利也愿意参与商业活动以获利。然而,婆罗门反对社会结构变化,反对人口流动,更加反对出海贸易。因此,刹帝利和吠舍结成一种代表世俗利益的同盟,与婆罗门的神权对立。(这个同盟也包括一些后来才进入这个体系的外部民族,这些民族的上层阶级虽然也被承认为刹帝利,但无疑也对婆罗门的特权不满。)释迦牟尼反对种姓神创、主张众生平等的理念得到这个社会同盟的高度认同,因此从一开始,商人和刹帝利就是印度佛教信徒中的重要组成。释迦牟尼几十年游历传教,常与商队同行,而刹帝利王族也为他修建佛院用于布道。尽管释迦牟尼也招收了很多来自底层的弟子,但给予他的事业支持最大的,往往是这些富商和王族,尤其是列国中最强大的摩揭陀国王本人皈依佛教,对早期佛教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孔雀王朝


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在灭亡了古波斯帝国之后继续东进,占领了印度西北部。这次入侵在印度文献中也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后续影响。


亚历山大大帝刚离开印度不久,一位年轻的领袖旃陀罗笈多(又称月护王)就揭竿起义,驱逐了马其顿的残余留守部队,然后挥师东进恒河流域,推翻了摩揭陀国的难陀王朝,统一北印度。于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横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大帝国孔雀王朝(据传因旃陀罗笈多出身于一个饲养孔雀的家族而得名)诞生了。


孔雀王朝成立不久,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塞琉古于前305年再次攻入印度河流域,月护王率军迎击。这场战争究竟谁胜谁负有不同的说法,但最终结果是双方签订和约并联姻,月护王保卫了印度领土,而作为代价,塞琉古获得了五百头印度战象。这些战象随后被塞琉古投入西方战场,并在他与安提柯一世的决战(伊普苏斯战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导致此前战无不胜的安提柯一世兵败身死,其统一马其顿帝国的梦想亦破灭,马其顿进入三足鼎立时代。这一时期,孔雀王朝作为东方强国,与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国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贸易与文化交流亦蓬勃发展起来。


孔雀王朝在第三代君主阿育王时期到达顶峰。阿育王统治前期致力于征战统一印度半岛,但在死伤数十万人才征服半岛南部的羯陵伽国之后,他却对自己的暴行深感后悔,从此放弃征战,皈依佛门。阿育王统治后期提倡仁爱、宽容和非暴力思想,将佛教封为国教,并派使者分赴印度各地及邻国传教。他使得佛教从印度走向世界,一条线以斯里兰卡为基地进入东南亚(称作南传佛教),一条线从犍陀罗出发经过安息、大夏传入中国西域以至中原(称作北传佛教)。除了释迦牟尼本人之外,阿育王对推广佛教的贡献堪称第一,故被尊为“护法名王”。但同时,他亦对其它宗教保持宽容共处,这种做法成为此后印度君主的惯例。


阿育王时期是古印度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强盛时代,除了印度半岛极南端的一些部落之外,整个南亚次大陆都统一于孔雀王朝。然而,这个庞大的帝国在他去世(前232年)后不久便分崩离析。前187年,孔雀王朝最后一个国王被推翻。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印度半岛再也没有统一过。


佛法远扬


孔雀王朝灭亡后,恒河流域和印度南部分裂成多个小国,而西北的印度河流域又多次遭到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入侵,先后有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安息(帕提亚)、贵霜等。其中,出自大月氏的贵霜部落成功地建立了纵跨兴都库什山脉南北、同时占有中亚草原和印度河平原的强大帝国。贵霜是连接中国西域和印度的商业帝国,亦是一个佛教帝国,在其统治下,中亚地区的贸易和佛教都达到了极盛,并融入了来自大夏的希腊文化,对于促进欧亚大陆的不同文明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贵霜本兴起于中亚草原,征服西北印度后,迁都于犍陀罗盆地的弗楼沙城(今日巴基斯坦之白沙瓦)。犍陀罗盆地位于兴都库什山脉南侧、印度河北侧,堪称从中亚草原进入印度河平原的门厅,来自大夏的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在此融合成了独特的佛教艺术。由于释迦牟尼反对偶像崇拜,早期佛教并未留下任何佛陀雕像,然而佛教传至犍陀罗之后,当地信徒创造了大量带有希腊艺术风格的佛像。这些佛像的容貌衣衫皆为希腊式样,而神态庄严肃穆,深具佛教精神。犍陀罗艺术沿丝绸之路向东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佛教艺术(例如北魏云冈石窟)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贵霜亦多有僧人到中国宣扬佛法。其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安息国太子安世高(Parthamasiris)因本国政治斗争而放弃王位出家远遁,于148年经贵霜来到洛阳。他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将数十部佛经(主要是小乘佛经)译为汉文,自此中国才有真正的佛学。


佛教在海外广为传播的同时,自身却遭遇了严重的分裂。和耶稣一样,释迦牟尼生前虽然四处传教,却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我们今日所了解的一切,都来自于他去世后弟子的追思阐述。佛教在流传中逐渐产生分歧,最重要的一次分歧始于阿育王时期,一部分教众主张发展教义以适应时代,而另一部分长老们则坚持传统佛法,这两种思想分别演变为大乘佛教和上座部佛教(或被大乘佛教贬称为小乘佛教)。


相较而言,南传佛教为上座部佛教,坚守传统,主张释迦牟尼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但不是神,凡人可通过修行完善自身,但不会变为神佛,也没有法力超度他人,故而不拜鬼神。而大乘佛教是北传佛教(包括今日中国佛教)的主流,善行圆融变通,特点是将释迦牟尼神化为法力无边之佛(而且并非唯一的佛),主张凡人可通过修行成为菩萨甚至成佛,普渡众生,因此大众应崇拜神佛。大乘佛教的这一特点在其较晚的支派藏传佛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西藏原先有一种多神崇拜的苯教,而藏传佛教的创始人莲华生大士从克什米尔进藏之时,宣扬他一路显现神通,把苯教原有的当地山神都收为佛教的护法神,故而在藏传佛教中建立了额外庞大的神佛体系来容纳这些本地神。莲华生的这一做法使佛教容易为西藏本地人接受和崇拜,但却背离了释迦牟尼的本来思想。更重要的是,大乘佛教抛弃了释迦牟尼注重现实的精神传统,将民众的思想导至虚幻的神佛世界,成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思想工具——曾经屠龙的英雄最终变成了龙。


阿赖耶识


当我们越是往历史的上游回溯,就越能注意到一个事实: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蜕变,很多来自婆罗门的、与释迦牟尼本来思想完全不同的内容被掺杂进来,甚至于被我们今天当作是佛教自身的基本元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素食。与我们今日普遍认知不同,婆罗门(以及后来的印度教徒)是主张以吃素为荣、吃肉为耻,而释迦牟尼认为僧人是可以吃肉的,只要你没有看到、听到、或者怀疑那只动物是特地为你而宰杀的(这称为“三净肉”)。然而,在长期传播中,婆罗门的风俗被当作了佛教的戒律,而释迦牟尼更为开明的立场被遗忘了。更不用说多神崇拜、咒语法术、祭祷仪式等等,这些都是为释迦牟尼所反对的婆罗门行为,今天却广泛体现在中国的几乎每一座佛教寺庙中。而最能深刻体现这种蜕变的,莫过于轮回转生思想。


在婆罗门教的经典中,述说了四大种姓是由众神用远古巨人的口、手、腿、脚等不同部位创造的。然而,此说法只解释了种姓之间的地位差异从何而来,却未能解释为什么某人生而为婆罗门或者首陀罗。为此,婆罗门教又发明了轮回转生理论,认为人有前世今生,前世的行为(“业”)决定了今生的境遇,因此人应接受今生的现状,同时努力为来世而修行。——“若问前生事,今生受者是。若问后世事,今生做者是。”轮回理论能够极好地麻醉底层人民忍受今生的不公而沉迷于来生,因此成为婆罗门教的核心思想。婆罗门不断对这一理论进行完善,发展成一座严密自洽的思想大厦:


为了在宇宙间永无休止的运转这样一套庞大的轮回机制,必然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永恒意志,这称为“梵”。而为了使人在轮回中的前世行为能反映为后世报应,必然有一个“日记本”来记录他的每一代个体的行为,并且这个“日记本”也应当是超越轮回个体而永恒存在的,这就是人的“灵魂”,或称为“我”,或称为“识”,或称为“阿赖耶识”。(因此《圣斗士星矢》中的沙加才说参透了阿赖耶识的人可以超越生死轮回。)——这都是婆罗门教的核心概念,并由此演化出“梵我合一”等诸多理论。然而,阿赖耶识的存在与否,实在是释迦牟尼与婆罗门的一个重要分歧。


释迦牟尼不仅否认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种姓神创之说,更重要的是斩断“梵”、“我”的思想体系。释迦牟尼否认绝对永恒的“梵”的存在,只承认因缘(即事物客观规律),认为宇宙是依靠客观规律发展变化,而非遵循神的永恒意志,所谓“缘起缘灭,诸行无常”。对于“识”,释迦牟尼并不否定个体的人的意识存在,但认为“识”是由因缘所生,离开因缘和色身(即人的躯体)就不存在“识”,也就是不承认超越个体、永生不灭的灵魂,所谓“无我”。对于“人死之后如何”这类问题,释迦牟尼不做回答,而是声称:“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出自原始佛教经典《阿含经》)。因此,释迦牟尼主张个人修行是为了此生的心灵解脱,而不是为了来生,这是对轮回思想的彻底否定。从很大程度上说,释迦牟尼本人实际上是无神论者。


释迦牟尼是一位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思想巨人,他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然而,或许是由于他的思想过于超前,因而在流传中被后来人曲解,淹没于婆罗门的洪流中。最悲哀的是,释迦牟尼一生致力于宣扬“无梵无我”的无神论思想,却被后世当作神佛来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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