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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历史·金融」盐铁之辩:一场震铄古今的大论战

时间:2018-01-11  来源:  作者: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撒手西去,把许多问题留给了继任者汉昭帝刘弗陵和顾命大臣霍光、桑弘羊(此间问题详见官商,豪强,谁是小农之殇?——浅谈汉武遗梦)。

有趣的是,霍光和桑弘羊这两位顾命大臣水火不容。

霍光

桑弘羊

霍光是大将霍去病的弟弟、首辅宰相(相当于内阁总理),他希望坚持汉武帝晚年的《轮台罪己诏》,放开官营、轻徭薄役;桑弘羊则出身于富豪之家,任大司农(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兼央行行长),他坚持盐铁专营、平准均输。

当时的汉家天下虽然破败,却与吕雉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吕雉故事详见红颜枯骨,谁是英雄?——重读吕雉故事)。吕雉时代,包括三公九卿在内的汉家人都很穷,外有匈奴、内有诸侯,内忧外患之下封建官僚不可能成为强势分利集团,所以吕雉可以成功推行“耕者有其田”。

经过汉武一朝,封建官僚势力已成,要想废黜这些苛政并不容易,必须在舆论上做好准备,因此霍光找了新的同盟军——“贤良文学”。

贤良文学是在野的儒生,他们没有官职,却是各地推举出来的道德楷模。在霍光的支持下,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展开了一场为期半年的大辩论——盐铁论战,内政外交、国家治道、王天下之道皆为其辩题

我之所以用震古烁今来形容这次论战,是因为它所展现出来的思想之深远、谋虑之全面都远超我的想象,其中的理论足以媲美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场论战特别辩论了以盐铁经营权为主的两种经济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其他国民政策,其内容不是本篇小文所能够完全容纳的,但我实在不想让大家错过这样一场经典的论战,所以此处将挑选几条我个人认为最为重要的论题,供诸君一阅。

在这次论战中,桑弘羊为正方,贤良文学为反方。

辩题1: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流民众多?

正方认为:人天生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贫富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智力水平,聪敏的人能够拥有一百个人的财富,愚蠢的人连自己都养不活。天子圣明,盐铁官营的利润可以周济穷人。流民众多怎么可能是盐铁专营的过错?先帝(刘彻)怜百姓疾苦,各地县官就像百姓的亲爹(县官之于百姓,若慈父之于子也),水旱灾害时给他们衣食,为他们修水渠、劝农桑。

正方结论:流民都是因为自己太懒惰,不耕耘就播种,不播种就想收获,所以流民之所以为流民,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堕民不务田作,饥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种而欲获)。

反方驳斥:最聪明的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短短几年之内富比王侯吗?现在,富人一年内赚取的财富超过了普通人数代数百年的积累,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聪明人?

反方认为:所谓“盐铁专营”,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经营盐铁专营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身居高位,原有的盐铁商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为这些高官留下了广阔的盈利空间。此后,盐铁商人亦官亦商,又利用手中的金钱为权力铺平道路。这些人的府邸能占好几条闾巷——幽暗之处曲径通幽,开阔之地驰骋骏马,亭台之上素女抚琴……如此富有、位居庙堂之高,却还是与市井之人争利!

百姓何尝愿意流离失所,先帝只是征伐四边,封建官僚却借机征收苛捐杂税,无休止征伐徭役、工商不得发展、农人不得安宁,百姓为了躲避人头税甚至会杀死自己刚出世的孩子。随着官商势力成长,百姓在高压之下不断陷于贫困、破产、失业,最终成为流民。

反方结论:朝廷垄断盐铁,创造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官商,官商穷奢极侈导致流民出现。

辩题2:盐铁专营是否应该被废黜?

正方认为:盐铁官营不应该被废黜,理由有三。

第一,匈奴是汉帝国的心腹大患,必须随时保持对匈奴的武备,一旦武备松弛,匈奴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盐铁专营确实很赚钱,但是这些钱的用途是为帝国筹措军费,是用来征伐匈奴的。鉴于此,罢黜盐铁官营,国家就会没有军费,等到匈奴真的杀入帝国心脏,纵然披坚执锐的勇士有与匈奴决战的信心,也无力回天。

第二,盐铁专营赚取的利润用来调剂物资、保证物价平稳,尤其是粮价不能暴跌暴涨。西周之时天下承平,但是国有沃野而百姓食不果腹,有山海矿产人们却没有铁器,是先帝建立了官营铁匠铺,人们才有铁器使用。国家统一生产盐铁,产品质量有保证,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可以杜绝商贾趁机抬价。

第三,盐铁专营可以削弱豪强实力,进而减少流民。民间富豪每一个好东西,国家穷困的时候不肯捐钱。盐铁之利留在民间,一定会助长豪强势力,这些破坏分子靠着盐铁之利“振赡穷乏”,以小恩小惠招揽亡命之徒。有了经济实力,豪强就会依靠暴力推进土地兼并,农人就会变成流民。

正方结论:帝国必须垄断盐铁专营之利,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

反方驳斥:正方是在论证一个伪命题——你说广大西周人民没有铁器,没有铁,哪里来的铁器?(这就像今天指责明朝没有发展信息产业一般)现在有了铁器,官府生产的铁器根本不能用,却要求各家按人口数量购买铁器,本来规定生产铁器只能征发囚徒,官府却让普通百姓为盐铁生产服徭役。

反方认为:盐铁官营的目的是为帝国聚敛财富,各级官吏却无不借口帝国之利敛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正方代表桑弘羊。桑公处公卿之位,执掌天下财政多年,最大的功劳就是自己先富了起来,现在桑公已经“家累万金”。在桑公的带领下、在盐铁的暴利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因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最终,百姓愁苦,官场更是恶习辈出(吏不奉法以存抚,倍公任私,各以其权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则恶政行而邪气作)。

文帝时期,没有盐铁专营而天下富足,桑公推行了几十年的盐铁专营,天下人没有见到盐铁的礼仪,却看到了很多害处。这是因为天下之利都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财富,官家获得利润一分,民间就会损失百倍。靠盐铁专营聚联财富,好比一个蠢材反穿裘皮大衣去背柴薪,爱惜裘皮的毛发,全然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方结论:一切罪恶的源头,就是盐铁专营。

辩题3:是否应该重视盐铁等非农产业,亦即是否应该“重农抑商”?

正方认为:没有手工业则缺乏农具,没有商业则物品不流通,缺乏农具、物品不流通,农业也不会兴旺。何况,有了官营盐铁,富国何必非要靠农业,人民富饶又何须依靠田地?所以官营盐铁、运输、冶铁,一定要大力提倡。

正方结论:要重农,也要有区别的重商。

反方认为:盐铁、酒榷、均输不是所谓的商业,官商与民争利,所赚取的钱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国库。官商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钱搂入自己腰包,最终国困民穷,唯独官商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他们藏钱满室、享尽天下富贵。

这些官商穷奢极侈,全国淳朴厚重的小农都会模仿他们,百姓相互争耀,为博得一时欢愉甚至会做出卖儿卖女的极端行为。一旦社会形成骄奢淫逸的风气,无论有钱没钱都会一切向钱看,纵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够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反方结论: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国家富庶、政治稳定,要重农,更要抑官商。

辩题4:既然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那么,国家富强的基础究竟是国富才能民强,还是民强才能国富?

正方认为:人性充满了丑恶,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尽心尽力加以抚养,而儿女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奉养何其之薄?既然人性本恶,就一定不能让百姓先富起来。因为,百姓卖力种田是为了地主的钱财、为国家做工是害怕遭到国家责罚,何曾看到民众有一丝道德?

商鞅变法时施以“弱民强国”之策,这样秦国才可以斥地千里,最终蒙恬一举击溃犬戎。商鞅主张“利出一孔”,国家财富应该集中于皇帝手中,财富分散于民间就会干弱枝强(商鞅变法的故事可详见商鞅变法:抑商不重农)。再者,国家积蓄了足够的粮食,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如果百姓比国家还富裕,功名利禄就无法打动百姓;如果百姓过于强大,国家刑法就难以制约。但凡能赚大钱的行业,比如铸币冶铁,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强难以获得这些利润,当年的吴王刘濞就是靠着盐铁铸币之利对抗朝廷。如果将铸币、盐铁之利收于朝廷,无论价格贵贱,百姓都不会产生疑虑,只有这样,一个五尺童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没有人敢欺瞒,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

正方结论:国富必须优于民强,民富就会产生豪强,人的贪心是毫无止境的,他们聚众闹事,最后社会上就会奸邪之徒众多(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逐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制,而兼并之徒奸形成也)。

反方驳斥:以如下四题反问正方代表桑弘羊。

一问桑公:孔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民不聊生,于国于民有何益处?

二问桑公:盐铁、均输、平准确实为国家积蓄了大量钱财,但你可知上府下求之县,县又求之乡,乡安取哉?

三问桑公:汉文帝在位,国家何曾看重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过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强的汉帝国;今天帝国有了盐铁之利,何曾看到一丝国富民强的迹象?

四问桑公:田地还是那些田地,矿产还是那些矿产,百姓还是那些百姓,怎么可能矿产、土地归朝廷官吏就能生产百倍之利?

普通人不过是在自己家垒个墙头藏住自己的财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财富的院落,民富则国必强!

桑公终日夸夸其谈,就是你这些歪理在逼迫底层官吏,就是你搞得百姓家中毫无余财、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终日叹息。

反方认为:民富国才强,皇帝不能以猜忌、怀疑甚至嫉妒的态度对待自己国民的财富。

盐铁论战行至最后,贤良文学甚至把矛头指向了辩论发起者、自己的支持者——霍光,他们批评霍光只推举自己的关系户当官:老爹一旦当了官,儿子就横行街市;老公一旦当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飞扬跋扈。霍光其人,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贤良文学的激烈言辞引起了霍光的注意(大将军常仇之),盐铁论战因此而被叫停。盐铁论战后,部分地区停止铁器官营,其他经济政策依旧不变。

小雯曰:

盐铁论战发生在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的八年之后,为了确定帝国施政方针,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展开了这场为期半年的论战。为了记录这场辩论,桓宽写下《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陈雨露先生认为这本书的“思想之深邃丝毫不逊于当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足以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桓宽并未在《盐铁论》中就任何一个辩题作出判断或者评价,只在文末留下了一句结语:“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

现代亦有人认为盐铁论战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记录,全书应该都是作者杜撰,更类似于一本小说。但无论是史实还是小说,《盐铁论》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经济史绝对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反双方的观点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反复斟酌。

桑弘羊和贤良文学的辩论其实都有其局限性,小雯谨在此抛砖引玉,谈谈本人对于盐铁之辩的粗略理解。

盐铁之辩的辩论中心其实可以引申表述为应该如何认识官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政府与商贾之间的利益关系。

官营经济的实质和特点是:“封建国家直接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以至部分商品的生产领域,经营工商业,兼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控制工商业,并进而影响和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取得举足轻重的支配地位。(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官营经济的好处显而易见:它有利于保持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稳定,提高某个时期内的物质生产效率,便于组织财政收入,能够缩减贫富差距、增进公共福利,加强国防建设。实行官营工商业政策,其实就是把政府对民间工商业的间接调控,改变为直接控制,对盐铁实行专卖,起用商人为吏,政府包管产购销,获取垄断经营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十分满足当权者的主观愿望。

然而,官营企业的弊端也十分明显。官营经济的生产和经营不受经济规律约束,甚至违背经济规律,以封建官僚集团的简单命令来指挥生产,产品是脱离于人民实际生活需要的。若官营经济广泛存在并成为经济主体(即汉武帝中期之后的情况),那其实就是“计划经济”,必会出现:决策机制失灵,信息传递失真,利益分配失衡。

更要命的是,官营经济是以“统治与服从”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形式,是帝国的附庸。它以暴力强制为基础,依靠行政权力和指令,缺乏政权以外的制约机制和约束力量。理论上官营经济平抑物价,事实上是为封建官吏徇私舞弊、官商勾结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官营经济制度没有明确界定私有财产,政府随时可以以任何理由要求个人上缴个人财产,生产者的个人利益无法得到保护。于是,皇室和官商生活的奢侈靡费,同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形成强烈反差,当这种社会矛盾激化到封建政府无法控制的程度时,必然导致豪强割据或农民起义。

工商业的垄断经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一定范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显著功能是集中全国力量来解决主要矛盾,例如汉武帝中期就利用盐铁专营集天下之理,在战胜匈奴之后,依然完成了“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的军事壮举。然而,如果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超过时间和地点以及速度的限制,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官僚体制加教条主义必然使国家经济陷入僵化和停滞,西汉末年的惨状已经证明了此点。

单纯的官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在皇权专制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制度中,由政治地位上的层层隶属关系导致人身上的层层依附关系,民主法制和自由平等得不到保障。唯有在政治高度培育起开放与包容精神,推倒官僚行政机器的碾压,唤醒公民的主体意识,方能将政府与市场协调起来,解决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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