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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越牛逼,感情就越纯粹

时间:2016-10-04  来源:  作者:
  文 | 苏清涛
微信号 | charitableman
公众号 | 扯淡不二(chedanbuer)
1984年出生,金牛座,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一个不务正业的记者,不会写诗的诗人,不懂艺术的艺术家
“尽管我毫无艺术细胞,但我自己就是个艺术品”
导语与前N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普遍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出门靠朋友”。我们跟父母兄弟姐妹之间日常交往的减少,主要是因为“互助的需求”下降了。此时,我们跟父母兄弟的交往,反而更容易回归到纯粹的感情上。其实,这不仅是这一代跟上一代的区别,也是城市跟农村的区别、是商业文明跟农业文明的区别。
“我们这一代人,跟父母兄弟的关系,与上一代人跟父母兄弟的关系有什么不同?”这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恰好,那几天我正在看一篇题为《再读<水浒>之发现武松》的文章,里面提到武松和武大郎的关系,两者结合起来,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
上一代人,以及之前的N代人,“养儿防老”的观念很重。亦即,他们多生孩子,并不仅仅是因为爱孩子,还有一些功利的考量。因为有功利的考量,所以,他们对孩子的爱并不纯粹,除了通常意义上的父爱母爱之外,还多了一层“希望他能回馈我”。这种对回馈的期待,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如“我儿是李刚”等种种“扬眉吐气”。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后工业时代,社会保障日渐发达,而且,即便是养老金不够用,大部分人用自己的积蓄也够给自己的来养老了,因此,我们对孩子这份“保险”的需求度降低了,我们生孩子,就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孩子。
因为上一代人及前N代人对子女回报自己有期待,因此,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必然很强烈,这也就是为何虎爸虎妈会屡见不鲜了。这些望子成龙的父母,更关注的,不是子女能否幸福,而是,子女能否给他们自己带来幸福。相比之下,我们这一代人,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幸福;我们的幸福,需要自己去奋斗,而不是要靠孩子来回馈或保障。
两年前,曾有一位同事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没有我们的父母那一代望子成龙心切了?”我说:“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代,认为自己比我们的父母要成功。”“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一代中,那些认为自己不成功的人,仍然在望子成龙?”“应该是这样的吧。我的感觉就是,父母越不成功,望子成龙之心越切。”半年前,看到大象公会的文章《为什么红后代喜欢起名叫ABB》,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那篇文章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红二代取名字,“A小B”结构的特别多,如X小鹏,X小琳,陈小达,李小雪,李小峰;红三代取名字,“ABB”结构的很多,如罗点点、X瓜瓜、毛东东等。但无论是哪种结构,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并无中国人起名时郑重其事的寄托期望或表达志向之意,显得极为随意。为什么影响中国现当代政治走向的群体,反而在给孩子起名时完全不沾政治色彩,而且完全不带有寄托美好希望和寄托的痕迹?
答案或许很简单。只有普通人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超过自己,有远大前程,所以中国起名常用字多为表达美好祝愿的形容词和名词,如“伟”、“刚”、“强”、“丽”、“芳”等。而1949年后A小B的父辈们身居中国顶层社会,对子女的人生道路并无特别期待,不会指望他们还能比自己更优秀,对子女的态度更多是宠爱。他们很容易被视为父辈小一号的复制品,得名A小B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也就是说,社会的上层,对孩子的感情,没有普通家庭那么功利。
另一个可以佐证的现象是:社会下层,更喜欢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简陋的观念压榨子女,在他们看来,子女的主要价值,就是多下几个崽子,传宗接代;在这些父母的世界里,子女完婚、生孩子,并不是子女的终身大事,而是父母的“终身大事”。相比之下,社会上层,则更加能够包容甚至纵容子女去追求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单纯地局限于他们的“动物性本能”。
沿用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的父母成功”的逻辑,二三十年后,当我们这一代人的儿女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必然不会像前N代的父母们那样“没有格局”。
之前的N代父母,在跟子女的关系中,主要以两种形象出现:领导;奴仆。(当然也有很多例外,但这种例外,多出现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如钱基博、刘墉、周国平等,跟自己的孩子,就像兄弟朋友一样。)到了我们这一代,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污染”,我们“终于受够了”前N代父母们的做法,因此,当我们有了孩子的时候,我们会争取跟孩子像朋友一样相处。当然,在城市比农村更容易做到;在父母学历高的家庭,也更容易做到。
我们的上一代人,在孩子成年后,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对财产的问题,看得比较重,很计较某些细节,但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兄弟,都更注重亲情,而对物质利益,要比上一代人看得淡。上一代人中,兄弟之间为了分家产而闹得鸡飞狗跳的事,比比皆事,但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这种事则要少得多。十年前,我妈在我们镇上买了440平米土地,后来建小产权房,签合同前,为了长远的便利,我建议,直接写成我弟弟的名字,而不写她的名字,这样,大家都轻松。八年前,我刚毕业的时候,没钱交房租,有一天晚上,一查,卡上只有33元钱了,连忙给我弟弟发了条短信“我的卡上,有33块”,我弟弟很干脆地说:“我明天打给你3000,不用还了。”其实,那个时候,他每个月,工资也只有2100元。类似的事情,在我的朋友中也有很多。
当然,出现这种差异,绝非仅仅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境界”比上一代人高。而是,社会进步了,现在,大家都没以前那么穷了,不会为了争夺一点可怜的物质利益而付出亲情的代价了。
中国文化中有句俗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其实,这里的父母,也可以延伸到兄弟、亲戚等“血缘共同体”;朋友,则更多地是靠“臭味相投”而走到一起的伙伴。很少出门的人、或者尽管也经常出门,但搭建人际关系的能力比较差的人,遇到事情,主要是靠父母兄弟亲戚等出手相助;而江湖经验很丰富的人,则主要是靠朋友。事实上,一个人的圈子越广、能量越大,便越不可能“靠父母”——当然,父母是官一代、富一代或某种神通广大的人物的,另当别论。
在《水浒》中,武大郎跟武松兄弟俩的几段对话,很能说明这种区别:
当武松成为打虎英雄并与哥哥重逢之后,哥哥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怨你时, 当初你在清河县里,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时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随衙听候,不曾有一个月净办,常教我受苦,这个便是怨你处。想你时,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清河县人不怯气,都来相欺负,没人做主;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只得搬来这里赁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处。”而武松后来进东京办事临行时对哥哥武大则有这样一段嘱托:“你从来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来欺负。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每日迟出早归,不要和人吃酒;归到家里,便下了帘子,早闭上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
武大对武松的感情中,既有嫌弃,又有“我需要你来保护”;而武松对武大的感情,则纯粹是爱,是呵护欲。弱小者对比自己强大的人的爱,常常夹杂着依赖感;而强者对弱者的爱,则更多地是纯粹的爱,或者“自我实现的需求”。
说到兄弟之情,我还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几年前,一个同学的弟弟毕业求职,因为跟我特别熟悉,因此,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帮他介绍一份工作。我说:你哥资源那么广,你咋不让你哥介绍呢? 结果,这位兄弟说:“不能让我哥介绍。如果我的第一份工作都是我哥介绍的,以后,别人会说,我是站在我哥的肩膀上成功的,没有成就感。”我当时开玩笑,一定要把你这句话告诉你哥。
似乎,越是有出息的人,越不指望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戚能给自己的事业提供多少帮助——要么是觉得没这个必要,要么,是他们的自尊心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对这些人来说,白手起家,依赖由自己搭建起来的朋友圈相助,才会更有成就感一些。相反,那些没有出息的人,特别注重父母的“有用性”,他们喜欢“恨爹不成刚”,甚至,连父母不能出钱给自己买房娶媳妇,也成为了怨恨父母的理由。
与前N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普遍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出门靠朋友”。我们跟父母兄弟姐妹之间日常交往的减少,主要是因为“互助的需求”下降了。此时,我们跟父母兄弟的交往,反而更容易回归到纯粹的感情上。其实,这不仅是这一代跟上一代的区别,也是城市跟农村的区别、是商业文明跟农业文明的区别。
前些年,村里的一些老人在进城后常常感慨说,城市里“人情淡薄”;再后来,常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出了国的人感慨说,发达国家里“人情淡薄”。可是,难道真的是城市人比农村人更没有感情、发达国家的人比中国人更没有感情吗?
也许,真实的原因是这样的:与后者相比,前者是一个更讲究规则和秩序的场所,规则和秩序要严格执行,“人情味”儿便会打折扣。对一些还不能够适应文明社会的人来说,这当然是无法忍受的,因此,他们以“人情淡薄”来表达自己的不适应。
在城市和发达国家等文明程度较高的地方,真正“淡薄”的,并不是“人情”,而是“人情世故”。与文明程度较低的地方相比,在这里,利益较少披着“人情”的面具出现,人们较少拿利益来玷污人情,因此,人情,反而会显得更纯粹一些。
原标题:人越有本事、文明程度越高,亲情就越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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